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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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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venile Justice

2012年,中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一章有关未成年的规定(2013年1月1日生效),写入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章规定的内容包括封存犯罪记录、附条件不起诉、社会调查报告,以及涉及女性未成年人时要求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2011年,中国修订了刑法,建议对未成人的轻微犯罪判处缓刑。包括对话基金会所组织的活动在内的国际交流活动,对这些改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避免未成年人再犯,确保他们健康成长,帮助他们与社区有正面的互动,非监禁性惩罚至关重要。监禁性惩罚并不比非监禁性惩罚更有效,反而更有害,因此《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呼吁最大程度上减少使用监禁性惩罚。

为了进一步增加对未成年犯使用非监禁性惩罚,需要建立和发展合格的社会服务,以进行筛选和执行非监禁性惩罚。对被忽视的群体,例如流动的未成年人群体而言,更是如此。.

2008至2012年,与前五年相比,中国判决的未成人人数下降了4.5%。同时,受非监禁性惩罚的未成年犯的比例从2008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42%。对于关押中的人员,中国的法律要求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然而,实践中未成年人在拘留所和成年人关押在一起的情况,以及一些地方未成年女性关押在成年女子监狱里的情况都不少见。尽管在中国对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视下,已经发生了不少积极的改革,但为确保这些改革能够成功实施,合作和进一步创新仍属必要。

中国于2013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后,各级法院皆强调少年司法制度独立及标准化的重要性。这套制度包括了「教育優先」、指导及刑事纪录封存。尽管非羁押性措施同样适用于少年犯,障碍仍然存在。由于少年暴力犯罪不断增加,犯罪者亦渐趋年轻,公众情绪倾向于严惩,并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对话」对严惩少年犯人的长远功效保持怀疑。我们期望建立一套能解决少年犯罪的根本社会原因的制度,并更强调非羁押性措施的运用。许多检察官和法律学者认为贫穷与少年犯罪息息相关。 是年7月和8月,湖北和山西省分别制订了旨在保护易受伤害的人口的法例,譬如外来移民及「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面对根深柢固的社会不公;立法者保护这个弱势社群的努力值得肯定。 (「留守儿童」指农村儿童。他们的父母到较富裕的城市找工作,而把子女交给乡下的亲友照顾。)

有关未成年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对话季刊》(Dialogue《人权网志》(Human Rights Journal

 

未成年人司法专家交流

Juvenile Justice
中国和美国参会者在2010年青岛交流活动中讲演与讨论。

对话基金会的专家交流活动为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稳固进展做出了贡献,包括:

  • 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试行,帮助去除档案上“未成年罪犯”的负面标签,有助于他们重新进入和融入社会。
  • 附条件不起诉(相当于西方的诉讼保留制度)的试行,用非监禁性的矫治计划取代监禁。
  • 近期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添加了一章有关未成年人的内容。这部法律规定全国都要实施如下制度:封存档案、暂缓起诉、进行行为和心理评估、加强对未成年犯在审讯和审理过程中的保护。

『对话』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8、2010和2012年举办未成人司法专家交流会。交流期间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融合进了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受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2008年的交流活动是中国最高院首次赴美研习未成年司法。美国最高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华盛顿接待了代表团。2010年,中国最高院邀请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受助于香港的傅德荫基金会,是次交流包括一次参观法院的活动,法庭由因致力于未成年人矫治工作而被誉为“法官妈妈”的尚秀云法官领导。

Juvenile Justice
2012年未成年人司法专家交流活动期间,三藩市法官Julie Tang(右起第四人)陪同中国代表团探访三藩市未成年人法庭。

2012年交流活动期间,在对话基金会组织下,中国代表团研习了加州圣马刁、三藩市和圣塔克拉拉郡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该项目强调未成年人法官、监护官、律师和社会服务者在起草促进矫治的决定和计划方案时,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点击此处了解美方参与者有关2012年交流活动的看法。


11月9日美国及中国代表团于宝安区宝安法院青少年犯罪社工帮教工作站。

2017年「对话」在深圳举办第五届少年司法交流会。交流会于11月8至9日举行,超过四十名中方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其附属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代表,以及来自中国十五个省份的少年法官。